彼得罗夫的流感

当我们谈论俄罗斯，我们在谈论什么，是曾经浪漫的梦想？抑或是当今破碎的现实？

在这广袤的北境疆土，留下过太多值得称道的历史记忆，传统与先锋相互追逐，朱紫交竞般不断创造着一个个人类闪耀群星。

但对于当代俄罗斯，在这样的低潮期，我们又还了解什么，又应该期望什么。

基里尔。谢列布尼科夫，18年的影片leto把维克多。崔这位苏联最后的的英雄推向了世界，这片寒冷的土地上不是只存在厚重困苦的艺术家，同样也能诞生如火激情的摇滚巨星。尽管维克多崔在俄语区影响力可谓空前，但对于非俄语区，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资料。那么对于实际的俄式社会，我们又了解多少真实。

这一次的彼得罗夫的流感，我们得以一个俄罗斯人的视角审视平民的挣扎。

首先谈一点题外话，导演本人因“经济犯罪”而被当局控制的比较严密，戛纳两次都遗憾缺席，但庆幸的是影片所展现出来的观点和现实是比较客观的，没有参杂过多意识形态色彩。也正是因此，才更贴切作为一名普通人的视角，平民不关心主义，他们需要饱腹、取暖的现实。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导演所展现的俄罗斯人民群像，那就是躁郁。

影片的开头以狭小而拥挤的公交车厢作为布景，无论老少人物都充斥着俄式狂野，喋喋不休地谈论着生活的艰辛，影片在这直接单刀直入的进入了键政环节。

众所周知的，寡头问题是俄联邦政治的一大特色，甚至夸张点来说，直接就是叶利钦的执政基础。导演的第一个矛头也指向了这些经济寡头。在经历了69年实践探索，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最终以全盘西化，从极左走到了极右，庞大的苏联遗产在休克疗法下被瓜分，寡头们的崛起速度超乎想象，难以想象这个在几年前还是红色老大哥的国家短短时间内竟然差点就要变成传说中的巨型企业政府。依靠集体输送的结晶成果，最终被少数人摘了桃子。

当我们在怀念苏联时，我们在怀念什么？

苏联解体变化之大，仿佛是要全盘否定这次人类史上的伟大尝试，让人难以想象在这块社会主义耕耘了几十年的黑土地，春耕夏耘到底收获到了什么东西。随着潮水慢慢退去，俄罗斯人可能才意识到一个苦涩的现实，那个曾经可能是俄国过去到未来很久都再不可触及的最高峰。

CCCP宇航员

当我们在怀念苏联的时候，我们在怀念什么。跟随着小阿廖沙的视角，是那颗挂满了苏联宇航员挂件的家庭圣诞树，是那份在大雪纷飞的冬天还能在家中享受赤裸日光浴的温暖，是新年和圣诞之际孩子们手拉手欢快地起舞。

是的，普罗大众其实并不在乎什么康米什么伟大实验，民众自始至终都只有实用主义。人们一定会记得在70年代，即使苏联轻工业一直饱受诟病，但一幢幢高楼渐起，公路上车水马龙，国际上更是苏进美退，俨然是世界第一强国的做派，每一个苏联人都享受着作为世界领导者的骄傲。但不一定会记得的是，国宝胸针失窃案的不了了之，干部终身制的阶级僵化，苏联笑话的登峰造极。值得怀念的东西很多，但城市的发展、生活的富足不过是成功后的表象，或许人们只是期望去拥抱美好生活，至于是沙俄是苏联还是俄罗斯联邦谁来缔造，都不再重要。

不得不说，某种层面上这是一种短视，容易把寅吃卯粮当作持续发展，过于的结果论只会让在下一次低潮来临之时，轻易地踏上错误的道路。但我们不能去诘责普罗大众，至少在我看在来，他们只能告诉你他们想要的结果，但并不会指引正确的道路，而需要做的，是化身自由女神引导人民，这也是精英主义的基础。但在另一种层面上，这又是一种朴素，现实不是一场p社游戏，是真的有人在温饱线挣扎，只想要吃上好饭住上好房，真正打动他们的，不是所谓生产资料的解放，而是规划富裕的承诺。归根结底，普罗大众永远只有实用主义的需求，而在追求之路上给予了领导者最大的自由。

让我们再来看看现实，苏俄政客在国际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的堕落之路上一路狂奔。如果说苏联初始作为农业国，放弃国际主义还算是迫于形势可以接受的话，国家主义之后的堕落无疑是对社会初心的背叛。斯大林是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战士可能还有所争议，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最多能说是个好人。意识形态不可避免的会倒向实用主义，因为意识形态当初产生的环境已经因为其自身的胜利反而消亡，而这两者产生分歧之时只会有意识形态的修正和变质，而实用主义也同时会附上枷锁，而他们必然会产生分歧。

当女主发现作为塔吉克人在饱受主体民族的白眼，足以证明当今的俄罗斯再也回不去苏联的黄金年代，曾经列宁的名言“世界有阶级而无民族”，大家一起呼喊一声“达瓦希里”，理想之光的绽放终究昙花一现。凯恩斯主义不可逆的盛行模糊了意识形态在实操上的边界，包括苏联，俄罗斯根植的或许是一直是沙俄传统，是一种排外的、带有征服者性质的沙文主义。不得不承认，尽管几千年来有理想的有志之士层出不穷，世界还是在威权和阶级的泥潭挣扎，但种子种下去了，就值得期待。

超人与宗教

女主彼得罗娃在图书馆脱下眼镜暴揍捣乱分子的戏份颇有点女超人的味道，这是一个被压抑的女性形象，在这个形象中，现实和虚幻的边界被模糊的相当彻底，同时也割裂的相当彻底。一方面是作为传统女性和母亲角色在家庭中的无私付出，而另一方面则是在家庭之外作为超能力屠戮者展现的嗜血渴望。这样的割裂让我想到的是俄罗斯的文化和宗教。

如果说俄国有什么真正担的起第三罗马的的称号，宗教肯定是第一首选。与拜占庭一脉相承的东正教传承，深入了每一个俄国人民的血脉，无数的俄国艺术家广受滋润。但同时，苏联代表的马列也同样在这里孕育发展。很难想象这种传统与先锋的割裂该如何并存，但它就是做到了，切切实实地摆在现实面前。

宗教的起源根植于人类的痛苦，一味只批判信者的愚昧却不愿触及现实的痛苦，是最大程度的不负责任。生产力的提升伴随着世俗化的思潮，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人的痛苦也削减了呢？是也不是，当人们不再需要在温饱线上挣扎，我们相信，不再需要一个外部客体予以我们施舍，在绝大部份情况下能够自行闭环，自我的价值比任何时期都要突出，但同时自我的迷茫作为一体两面成为了新的痛苦之源。现代的宗教不再那么高高在上，解放神学的出现是教会的下沉，而超人主义则是宗教自身的下沉，下沉到了哪，下沉到了每一个具体的人。我们不再需要一个全知全能的偶像，去满足社会共识的想象，甚至于被作为整体的牺牲品。一个自我的超人，永远以自己的利益作为驱动，只需要简单的处理自己的困境，满足自我的愿望，为此可以将他人作为牺牲品。在我看来，超人无疑也是一种宗教，但它更世俗更自由，与此带来的是更诡谲的陷阱。至少在明面上，社会共识必然有真善美的规约，但个人往往成为欲望的俘虏。

破壳

正如彼得罗娃在初尝自我的超越后便深陷失控的深渊，她不像超级英雄般惩恶扬善，反而被痛苦和欲望征服，对儿子在一瞬的流露的恶意，变身无差别撒人魔的疯狂。那个蜷缩在浴缸旁不住发抖的身躯，仰着头发出呜咽的低吟。凝视那双全黑的眼眸，从本该是眼白的边角游移到瞳孔的黑洞中心，恶魔正等待长出翅膀，从即将崩溃的容器内破壳而出。自我的“超人”就这样撕下了浅薄的伪装，做一点小小的交易，满足压抑在底层兽性的欲望。

Summary

写了这么多，感觉变成了私货合集。最后还是回到电影本身，《彼得罗夫的流感》在影像上确实技惊四座，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但其实表达的东西是比较质朴的，导演以一个三口之家的视角牵扯出一个当代的俄罗斯社会全景，这是一个复杂而躁动的社会，很多人经历了苏联鼎盛的辉煌，又经历了解体后寡头的风暴，这四五十年来没有比这更刺激的过山车了。在相对平和的如今，俄罗斯人有了更多希冀的空间，影片里有两个最重要的意象，分别是流感——代表着经历过高峰的俄国人民在凄惨现实中的渴望再次辉煌的幻想，以及那片1977年产的阿斯匹林——代表着苏联最鼎盛的时期。所引申出来的便是这场如同流感的对苏联的怀念，但过了期的阿司匹林，是治不了现实的病痛的。那问题就在这了，俄罗斯人问，我们应该怎么办？不知道，甚至没有人知道未来还会不会更好。当今的困苦不必言说，即使是在鼎盛的苏联时期，也不是人人都得到幸福的洗礼，很多人就像雪姑娘一样沦为时代悲情的注脚。导演所展示的，就是这样一种他自身思考后迷茫的绝望。最后的死者复活情节，确实是一手神来之笔，一个漂浮在上空的苏维埃幽灵在悄无生息间复活了，但真切面对这泥泞的现实，却也只剩逃窜躲藏。

雪姑娘的背影

行尸走肉

导演说到这结束了，但我有些不同的看法。其实沙俄一直以来并不是第一档的强国，农奴制持续之久揭露了皇帝的新衣，是列宁把俄国带到了不属于他的高度，如今从高处跌落的俄罗斯人需要适应他们的位置，但这绝不是无可救药的绝望。

PS.本篇和时事无关，只是拖了一个月拖到了现在，切勿对号入座 =。=

《梦流感》（Петровы в гриппе）由基里尔・赛勒布伦尼科夫（Кирилл 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执导，改编自阿列克谢・萨里尼科夫（Алексей Сальников）的小说The Petrovs In and Around the Flu，叙述后苏联时期的国宅中，彼得罗夫一家得了流感，在阿斯匹灵与伏特加的交互作用下，遁入了幻梦之中。本片时空穿梭于1977及2000年代，揉杂梦境、幻觉、现实与回忆，难以确切将每一幕的时间点皆定位及划分。

导演从开头就给了观众一技下马威，公车上满是对“现实”不满的人民，而在公车外，武装人员忙著射杀民众。喧嚣、不安是后苏联社会的整体氛围，束缚国家的枷锁一夜之间卸下，开放与封闭的辩论再起，伴随著禁忌不再的无所适从，弔诡的气息静静穿梭在公车的狭窄空间，透过话语暗示当时俄国人最害怕、厌恶的种种。

公车上有人抱怨政府，有人抱怨民族。人们咒骂戈巴契夫与叶尔钦，在他们心中，前者是所谓的“亡国”之君，后者向西靠拢，导致因解体而溃散的俄罗斯整体概念加速离散。很巧妙地，这裡虽然没有提及普丁，却以如此灰暗的俄罗斯社会情状反讽了普丁政权，即使二十年过后来看，当年的普丁比今日更加开放，重新箍拢了破碎的俄国，却埋下了扩权、独大的种子。

至于民族问题从苏联时期延续至2000年代，因没了“苏联”这个大框架，国家、民族之间的距离自然扩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卫星国家喜迎自己的新身分、新护照，其中也有不少曾叱吒中世纪欧洲的国家重拾主权。除了俄国，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欢欣鼓舞，因前者认同“苏联”大于“俄罗斯”，曾经的老大哥反而成了最急需重塑国民认同的国家。在本片第一幕中，导演已经描绘了2000年代俄国社会的集体挫折，他们无处发洩，只得不断咒骂，以怒气掩盖恐慌。

塞勒布伦尼科夫任职果戈里中心剧院艺术总监长达九年，于今年去职，将俄国经典文学搬上剧院舞台，其电影也深具剧场感与文学性。片中的作家谢尔盖为了使其作品能于死后成功而选择自杀，凸现对于文学之极度迷恋与崇拜，文学几乎成为拜物的一环。谢尔盖的作品与人生抉择，或许正凸现了黄金时代对于俄国文学的重要性，如双面刃般，奠定俄国文学世界地位的同时，也削弱了大众对于现代文学的关注。

文学改编一直是俄罗斯剧院、电影作品的主要选项，本片原著也曾被改编为戏剧，片中将谢尔盖著作的情节直接演绎出来，加上背后佈景，使观众猝不及防地被抽离而出，尽显场面调度的魔力，将文字如此破格地转译为影像。

由国家引发之病症

“流感”限制了身体行动，但其所造成的灼热、晕眩感却能使思考更为狂放，本片以流感作为基底，连结不同的时空，彼得罗夫忆起过往、栽进了自己创作的漫画世界，彼得罗娃的杀人瘾头被点燃，而在虚幻中的一切却又如此真实。人们的心理状态赋予虚幻越发真实的背景、元素与感官，彼得罗夫一家患上流感的设定，可视为2000年代的俄国人民在意识与身体上都抗拒所处空间的隐喻，行动经常受到国家、法律规范等等外在限制，唯有心灵能获得自由。

这样的概念并非本片首创，早在19世纪，俄罗斯思想家赫尔岑（Александр Герцен）就曾将1830至1840年代（尼古拉一世统治期间）称为“外在奴役和内心解放交织的时期”，白银时期名家阿赫玛托娃更是“内部流放”（或称内部／内在移民）的代表。不同于许多异议者远走他乡，内部流放者寻求的是精神与国家的分离，被动对抗国家制度，经常被认为是该国专制与极权的象徵。本片拍摄于导演仍被软禁期间，所以全片都在莫斯科拍摄，而导演也曾表示“拍摄本片的过程帮助自己度过一段艰难时光”，可以说本片从内到外，从创作者到作品本身，都坠入了内部流放的状态中，叙事手法与剧情发展完全超乎观众想像。

童年记忆已成创伤

流感所造成的幻觉贯串全片，而彼得罗夫的孩子也被感染，他们都吃下了1977年的阿斯匹灵，两人的幼时记忆也被巧妙地合而为一。除夕夜，发烧的彼得罗夫依然前往庆祝活动，孩子们围著圣诞树唱歌跳舞，呈现俄国新年的经典风情。雪姑娘和严寒老人在圣诞树旁炒热气氛，而彼得罗夫最深刻的记忆却是雪姑娘冰冷的手，因为过于冰冷使得记忆犹新。

然而，从雪姑娘的视角来看，那是个她在抉择是否堕胎的烂日子，卸下戏服、剥掉童话外衣，她仅是个普通的女人。两段不同视角的影像，一个彩色、一个黑白，一来一往之间，彼得罗夫的童年不再，过了二十多年，他才晓得新年之于他竟是一道创伤，公车上画著诡异妆容、仿雪姑娘造型的车掌，更再度印证了童话已然被染上了现实的色彩。

“雪姑娘”无法跨越这二十多年的光阴，无法于今日挪用雪姑娘的形象，但当年的美好却又在这段幻想中被拆解。雪姑娘是俄罗斯民间童话重要角色，也经常出现在绘画、歌剧等艺术创作之中，她是俄罗斯文化组成的重要部分，却在孩子长大后被解构，亦颇有传统意义转变的暗示。

童话不免带著神话、奇幻元素，它巩固了特定文化的价值与疆界，苏联政府曾对宗教严厉打压，取消耶诞节，直到1935年才将耶诞节归为世俗新年庆祝的一部分，显现了宗教传播之深之广，已非单一政权可以掌控，但在社会开放的过程中，却渐渐地丧失其神话光环，仅剩无止境的冰冷。

小结

《梦流感》是一部相当纯粹的俄罗斯电影，凭弔21世纪初俄国社会的紊乱身心，捕捉集体记忆逐渐龟裂的过程，却又不愿遵守观众习惯的电影叙事，也不屈于时空、真实虚幻的边界，仅透过牆上的文字似嘲讽似提示地牵引观众。我们甚至不能完全悲观地看待那个时代，因为社会正打破旧有结构，缓步自力复原，而当代的众声喧哗与度日处方都被导演藏在一幕幕跳跃嫁接的故事之中。

除了太棒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雪姑娘：童话故事的温柔美丽的雪姑娘滥交墮胎最后当了个暴躁的汽车售票员。（我认为她戴雪姑娘的假发不是精神病是她内心与现实里外崩坏的意象表现，孩子有可能成为她最后的救赎，但她当时状态上无助痛苦所以把孩子墮了）雪姑娘整个故事是黑白色的，要么就是意味着主人公精神的死亡要么就是纯粹的回忆过去的表现手法。 阿寥沙的回忆：他人生中的两次严重的流感分别是他人生的两个转折。 第一次是在回忆中，这段故事过后就应该到了他家庭破裂童年幸福时光的结束时候了，从回忆里看，首先阿寥沙应该是有恋母情结，看他父母的相处状态也是他和妻子当下的相处状态，原生家庭带来的习惯。雪姑娘算是他童年幸福时光里美好的具象体，而且雪姑娘单独跟他说话让他觉得自己很特别，是被雪姑娘选中的人，这个意象在后来不顺的人生中成了个执念，在他儿子抱住他后他完成了对自已过去的的和解与救赎。 第二次就是主线，那些幻觉既荒诞又真实，可笑又悲伤，关于这些幻觉我不能全部理解，但是故事很有趣，视听很别致，表演夸张可笑。和做梦一样荒诞无序的感觉。 最后有个男主跳出故事角色审视房间的超现实镜头，不知道该算他幻觉的结束还是其中表现之一。 絮叨的自杀作家压根不想死，他只是觉得没人欣赏嫉世愤俗一时想走个极端耐何彼得罗夫枪按的太利索了点没给他多说一句反悔的机会，结果屑彼得罗夫因为记恨被写成男同把他稿子给烧了…笑死 女主变恶魔是对生活的反抗还是追求（？ 复活的尸体边说唱边逃跑，身后追来的灵车司机叫喊着让他回棺待着，汽车上的检票员管你是人是鬼都得给钱… 总觉得这是个荒诞喜剧片，又嗑嗨又真是有意思。

今晚看了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的新作《彼得罗夫的流感》。这部电影得到了今年戛纳金棕榈的提名。女主角是《再见列宁》的主演。

导演拍飞了。完全是一部高烧之后的呓语之作。当然，距离疯狂还有一些距离。这是一部非常俄罗斯的作品，糅杂了暴力、嘲弄、幻想和哀伤。长镜头之间的剪辑出人意料的好看。只是，两个半小时的片长，也许可以再剪短一些。

现实与超现实之间的变幻，让故事在成年主人公和幼年主人公之间来回切换。俄罗斯社会的病态俯首皆是。意识流的碎片一个接一个，完全没有逻辑。死人在警察眼里复活、逃脱。但灵车里尚且有鲜花。在现实里，这个复活的人跌跌撞撞，除了泥坑和冰冻的公交车，什么都没有。

《彼得罗夫的流感》是根据阿列克谢·萨尔尼科夫的小说改编的，导演曾说这是俄罗斯当代最好的小说之一，虽然看名字和上映时间会以为是映射或者表现现下的疫情，并不是。 电影通过连续的、强烈、无边界的梦境来呈现苏联时期的生活状态，虽然是通过幻想和梦境来表现，但总体观感上却处处感受到困苦和逼仄，并不是像今敏一样在画面上展现一派绚丽和自由，而是通过开始的qiang击，一系列的暴力和xing，边缘情感以及幼时新年晚会等等和现实相连接，呈现出比现实更压抑的梦境。 影片中梦境和现实的连接好像没有缘由，没有铺垫，直接用长镜头的调度自然而然表现一出又一出的梦境，这导演本人说这是故意为之，目的是展现时间的连续性。“我想用长镜头呈现出一切都发生在同一个维度之中。这个故事的核心是过去与当下的关系，是童年和成年的关系。” 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映射现实生活的一些群体：酗酒困顿的底层、追忆过往的怀旧派、机械僵化的政府部门、冷漠随意的医疗体制、浮夸的知识分子还有不尊重女性的传统等等，情感上看得到每个人都怀有不满，他们都厌恶于当下生活，这或许和导演在国内的经历有关，他曾遭到政府软禁，并且禁止拍摄电影，他说在那段时间里这部电影的准备工作救了他，让他免于“变疯”，所以电影中的讽刺与反叛可能部分也源自于此？ 而电影中大量长镜头或许也是因为他同样也是一位著名戏剧导演有关，强大的场面调度能力让他在影片最后的呈现上非常自然从容的从现实到梦境，从梦境回到现实且这些转接都让人感受不到边界，由此也提高了观影门槛。

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在摆脱体制的束服后，彻底放飞了自己，运用想象、比喻、暗示等电影语言，对后苏联时代的种种社会问题和人们心态进行了描述。这是一部难懂的电影，导演几乎不照顾到观众的感觉，渲泄了自己的情感，突破了所有的限制，包括周围环境最大的限制以及艺术上的限制，大胆放飞自己的想象力，整篇是由现实和想象两部分组成，影片的主题就是后苏联时代社会分裂。变革破碎。 导演的思路是，所有在现实当中没有实现的事情，通过想象来完成；所有对现实的不满和抨击，也通过想象来完成；所有对现实美好的愿望，没有实现的愿望，也通过想象来实现，这就是它的主题。

如何分辨影片中的现实和幻想呢？这是一个难题，导演根本没有想把现实和幻想分离开来，穿插在整个影片的基调里面，这就是这个影片的难题。当然，我们可以有一个分辨的方法，凡是脱离现实的，那就是幻想，大家可以从中来分辨一下，哪个是现实？哪个是幻想？ 整个影片的色调是暗深色，但他也有很多元的色彩，表现着当代的后苏联时代，是整个社会低速发展滞涨的现象，但是呢，俄罗斯的民族也有很多丰富多彩的内涵和文化素养，文化艺术的底蕴在里面。

影片最后一段是暗喻的手法，一个死人复活后踉踉跄跄地在街道上奔跑。一个被抛弃的社会，人们也想让他复活吗？还能复活吗？

推荐指数80/100，要看两遍才能懂，你想看吗？

基里尔是当今俄罗斯导演中在国际享誉盛名的一位导演，他的电影充满了犀利的社会批判视角以及丰富的长镜头场面调度。

在《流感》影片中，导演大胆地采用非逻辑的讲述方法，它大部分时间都是非理性的，场景和场景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依附关系，叙事逻辑也不遵照传统的故事写作手法，而更多以意识流形态展开，用一个个碎片堆砌，将彼得罗夫脑海中的幻想和回忆混合到一块。影片中运用的“过期的阿司匹林”、“漫画”以及“假牙”等象征性形象将观众带入到幻觉中。导演不将影片的着重点放在叙事这一要素上，而是通过一个个介于现实和幻想中的场景来引导观众对于社会进行反思。在爱因斯坦的部分幻觉论中，电影所引起的幻觉只是部分的，电影的“画面性”所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各不相同的一系列场景并不给人以任意相接的感觉，任何时间只要基本要点得到表现，就会引起幻觉。《流感》通过幻觉的场面隐喻当下俄罗斯社会遇到的各种状况。

与爱因斯坦对于蒙太奇论持着批判的态度不同，作为蒙太奇论诞生国家的电影人，基里尔对于蒙太奇具有深刻的理解及使用方式。在基里尔的影片中，长镜头是构成影像的主要方式，通过演员调度、镜头运动、焦点变化完成镜头内部蒙太奇，给观众不同于镜头组接所产生的蒙太奇。它更趋向于平稳、连贯、柔和的节奏，再加上导演在同一空间下组织了不同时间的事件，让整部影片充满了视觉奇观。这一做法与爱因汉姆的电影形象特性论有部分接近，导演大胆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连续，运用影像在荧幕上深度感的减弱来进行场面调度。

不过影片拘泥于形式的表达以及符号的刻画，让观众除了沉浸在影片技巧之外并无更深层次的感受，也让影片的艺术魅力有所下降，

本文发表于“独放”公众号

作者：Jordan Cronk（2021-07-19）

Jordan Cronk是位于洛杉矶的影评人，他是Acropolis Cinema系列放映的创始人，他的文章发表于Artforum, Cinema Scope, frieze, the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Sight & Sound等刊物，同时他也是洛杉矶影评人协会（LAFCA）的成员。

译者：Pincent

《彼得罗夫的流感》（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2021）

在因被捏造挪用公款而被软禁近20个月后，身陷困境的俄罗斯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Kirill Serebrennikov）交出了一部以可怖的形式描绘当代俄罗斯的新作，这位艺术家对他所在国家的政府如何对其公民的集体心智进行有害控制了如指掌。根据阿列克谢·萨尔尼科夫（Alexey Salnikov）的小说改编，《彼得罗夫的流感》是谢列布连尼科夫的第八部长片，由Semyon Serzin饰演片名中的主角彼得罗夫，电影讲述了这位机械师兼漫画家于夜间在黑暗的莫斯科市中心穿行，途中他过去的记忆与对未来的愿景都与当下的焦虑交织在了一起。观众从电影叙事的某个中间点进入，在流感爆发的期间（这部电影是在新冠疫情之前拍摄的），我们随着病弱的彼得罗夫乘坐一辆挤满了焦躁的当地人的公共汽车，他必须穿过街道回家找他的妻子（Chulpan Khamatova饰）和年幼的儿子（Vlad Semiletkov饰）。一路上，令人作呕的噩梦与现实世界里的恐怖以性和死亡、街头斗殴和行刑队、超人类的力量展示和幻觉中的角色扮演等超现实的情节呈现出来——更不用说在这梦境一般的情节中还存在一个怪诞的僵尸，这给电影带来了喜剧性的调剂效果。

谢列布连尼科夫这次也与他惯用的摄影师Vladislav Opelyants合作，使彼得罗夫的漫长旅程在一系列被无比扩张的长镜头中展开，这些长镜头打乱了时序，将狂热的能量注入电影所独有的多感官体验中。尽管让观众有些劳累，但《彼得罗夫的流感》在一些时刻有着绝佳的表现力，就如阿列克谢·日耳曼（Aleksey German）与谢尔盖·洛兹尼察（Sergei Loznitsa）的剧情片的疯狂结合——与谢列布连尼科夫上一部怀念80年代早期音乐的电影《盛夏》（2018）里的氛围大为不同。在一个电影创作者通过以服务粉丝的名义循规蹈矩就能经常获得良好反响的时代，谢列布连尼科夫继续大胆地挑战大家的预期——更不用说他是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完成创作的。

本周早些时候，在《彼得罗夫的流感》作为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竞赛片首映的时候，谢列布连尼科夫因为仍然无法自由地踏出俄罗斯国境而只能远远地关注着。我们在电影节期间通过Zoom采访了他，我们聊到了电影的改编过程，他的戏剧作品如何影响他的电影创作，以及他在创作中如何将挑战转化为冒险。

《彼得罗夫的流感》（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2021）

Jordan Cronk（以下简称JC）: 您对萨尔尼科夫的书最初的印象是什么？我知道最初是您的制片人把书拿给您才引起了您的注意，那么有什么是让您立刻就认为可以将其拍成电影的吗？

Kirill Serebrennikov（以下简称KS）：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这本书是关于什么的，我只是有听说过它。最初我的制片人Ilya Stewart只是让我给这个项目写剧本而让别人来执导，我就想，“好吧，为什么不呢？”我有时间。当我真正开始阅读这本书后我才明白它是某种杰作，它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非常罕见，你立即就能明白其中有些东西具有很高的价值，我是指这些文字的文学质量、韵味和深度，还有严格的形式，这种形式中存在着不同的关联、联系和丰富的引用。当然还有精彩的语言表述和其中对不同议题富有层次且令人兴奋的表达。

这本书的结构真的很复杂，它比这部电影复杂得多，因为在电影中我还会尝试向观众解释一些事情，而原作对过去和现在进行了非常复杂的建构，几乎没有对现实与想象之间作出区分，有时你无法看出虚幻的段落从哪里开始、现实的段落在哪里结束，真的很复杂，甚至让我顾虑起将其改编成电影将会是一项多么有挑战性的任务。当你开始着手于将一本书改编成电影时，你通常需要找到自己选择这项任务的理由或形成自己的看法，你需要进入别人的梦里，然后将其变成你自己的梦。这本书里有许多对童年的回忆，因此我也开始回想自己的童年，以及设想我可以如何讲述一些关于童年的故事，我决定接受这个挑战，这个挑战既是实践层面上的挑战，也指面对这样绝妙的文本所映射出的我自身的挑战。

JC：我们是不是在电影里能或多或少地看到这本小说完整的叙事轨迹？还是您将这部电影的叙事重心缩小了范围？

KS：这部电影其实比较忠于原著，在某种程度上是接近的，因为原著在人物、情境等一切方面都已经足够丰富了——但它是散文式的，是文学，是纸上的文字。当你开始了改编的过程，你就必须得构建自己的宇宙。电影中很多的事物是完全人造和手工的，2004年、1976年和1990年代的俄罗斯，在现在都属于很难还原的年代，因为生活——生活的视觉样貌——在飞速地发生变化，即使人们的内心没有发生变化，但表现在视觉上就是很不同的，因此我们必须去（重新）创造它。

这部电影设定于莫斯科，但我们是在叶卡捷琳堡拍摄的，那时正处最可怕的冬季，但却没有下雪。这很糟糕，因为俄罗斯在这个时节通常会下雪，这是很普遍的天气，那年却没有下，我们不得不用人造雪来覆盖片场。所以我说在这部电影制作的过程中我们碰到了不同的挑战，但不是真正的麻烦，而是冒险。

《彼得罗夫的流感》（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2021）

JC：给我讲讲电影制作的过程，特别是关于具体拍摄的部分，您有多大程度上的自由来拍摄电影？您是不是必须在受到监控的环境下工作？

KS：我在写剧本期间被捕了，在我被释放之后，我们就开始了筹备和拍摄这部电影的工作。我拍摄的过程有点隐蔽，且主要是在夜间，所有演员都同意了在夜晚或有时在清晨拍摄，但这也很有趣，我们为所有需要排练的长镜头拍摄作准备工作，我说服制片人我们必须召来所有的临时演员，甚至包括老人，让他们带妆穿着戏服，我们带上摄影机来彩排，但并没有真正打开摄影机。对他们来说这看起来有点蠢，他们会想，“既然有摄影机为什么不直接拍呢？”但我仍然坚持这样做，制片人Ilya最终也认同了我这样的方法。所有这些镜头都必须认真、精确地准备，因此也很需要时间，拍摄的筹备周期很长，但我们完成得很有条理，尽管当时在日程安排上还是比较艰难。

JC：电影制作的过程是否存在随时被叫停的风险？当局有在监视你吗？

KS：没人知道。也许十年后我们才会知道吧，比如我们偶然打开报纸读到相关内容才突然得知他们一直有在监视我们，你永远不会知道他们是否有在跟踪你或者“老大哥”怎么看你，但我们也不在乎。

JC：您之前提到过电影的动作编排，那您有事先画分镜头吗？

KS：有时我们会制作类似于漫画的小故事板，因为主角就是一位画漫画的艺术家，但其他时候我们都在即兴创作。比如，电影里有一个长达18分钟的长镜头，讲的是平庸作家谢尔盖自杀的故事。我们在另一个地方做着筹备工作，大约离开拍还有两天的时候突然得知有人不允许我们在原先定好的取景地拍摄，本来一切都计算好了，那个镜头原本设计的时长是13分钟，而由于后来更换的取景地的走廊比原本那个更长，因此最后那个镜头的时长被增加到了18分钟，所以碰到这类情况时我们不得不采取随机应变的方式。

《彼得罗夫的流感》（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2021）

JC：我很好奇戏剧对您作品的影响？我了解到直到不久前您还是莫斯科果戈理中心剧院的艺术总监？

KS：是的，今年我辞去了那个职位，但我已经在那里工作了八年。

JC：您的很多电影都有戏剧感，至少在场景布置和动作编排上是这样。您能聊聊您作品中戏剧元素与电影之间的关系吗？

KS：有时我听到人们说我作品中有戏剧感时，我会觉得有些不舒服，因为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好的读解方式。当我开始拍摄时，我会试图摆脱与戏剧有关的一切，因为戏剧与电影是完全不同的媒介，对我来说它们相差得真的很远，甚至完全相反。当然戏剧也给过我启发，也给了我一些与演员合作、构建现实、制造狂欢的经验，而这本小说就有一些狂欢节的感觉——这是一种非常古怪、疯狂、神志不清、几乎像是处在地狱一样的体验。

戏剧也支撑了我启用四位演员来饰演七个角色的想法。我们一开始的设想是电影只有五个主要角色，由许多短的段落组成，我本来想为每个小段落都找很优秀的演员，可是让那些演员只演那些不太重要的角色又不符合大多数演员的利益，所以我就决定，“好吧，你们几位演员就扮演七个角色。”我想正是这个做法给了他们不少参与这个项目的动力，这可能就是一种戏剧的方法吧。但主要来说我还是更喜欢在摄影机前构建和修复真实生活，这与我在剧场所做的相反。

JC：您有没有怀疑过这本书可能没法被改编成电影，或者比起电影也许更适合改编成戏剧？

KS：这一直是一次冒险，有时是完全不可预测的，你不知道最终会困在什么样的黑暗角落，或者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和挑战。所以我说这是一次冒险，但我喜欢跳入未知的地带，我以前说过每部电影在被拍摄时都有自己的生命，是自己成长的，电影就像是动物或其他生物一样，为了生存会自动选择它必需和想要的。而且我绝对是一个相信电影有其命运的人，如果一部电影是体量巨大的，它就会想要变得巨大；如果它想要成为一部室内小品，那它就会是一部室内小品；如果一部电影真的需要某个演员，那最终这位演员将会免费出演这部电影。例如我现在正在筹备一部新电影，有一个情节让我犹豫不决，我不确定是否有必要保留这一段落，于是我就搁置了，并决定如果我们为那场戏找不到合适的演员就在剪辑的时候改掉它，然后我们找到了一个人说，“好吧，我有空，也很乐意来演。”但他却摔断了腿！那时我才明白，是这部电影并不想要留下这一段，于是我就把它删掉了。

JC：我很好奇您对动画的兴趣。当然，这部电影的主角是一位漫画艺术家，但您最近的大部分电影里也都出现过动画和绘制在屏幕上的图形？

KS：是的，我在以前的电影中使用过动画。这部电影一开始我是想用到一些小卡通动画或类似的东西，但后来我意识到整部电影都可以像是一部活过来的漫画，主角周围的一切都是一个异样的现实——所以动画对我来说就脱胎于这样的现实，来源于这些人物。

《彼得罗夫的流感》（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2021）

JC：能告诉我一些关于您如何与您的电影摄影师合作的事吗？长镜头的设计是否事先就写进了剧本里？摄影师对这些镜头的执行感觉如何？

KS：通常来说就像是我总是在向我的摄影师开些疯狂的玩笑，就像我说，“看看，第3、4、5和6号场景，我想用一个长镜头来拍。”他们就说，“什么？这不可能。”但我又说，“我们尽力试试。”我总是想尝试挑战一下自己和我的合作者，我已经和现在的团队合作了好几个项目，从当时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的《门徒》（2016）开始，然后接着合作了《盛夏》（2018），这是一部关于苏联时期列宁格勒的摇滚俱乐部的“夏日电影”，经过这些合作之后我们彼此之间更熟悉了，他们了解我，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样的惊喜，他们也会等待我的这些“玩笑”。我认为在片场总是会有一些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否则拍电影也就不够有趣了。实际上正是我的团队建议从那个18分钟的长镜头开启我们整部电影的拍摄，我说，“好吧，没错，这将会是一次团建（笑）！”最后这真的起到了团建的作用，因为那场戏拍完之后他们跟我说，“好吧，现在我们什么都不怕了，没有什么困难可以吓到我们。”

JC：您能讲讲那位扮演尸体的演员（Husky）吗？据我所知，他也是一位艺术家？

KS：他是个说唱歌手，俄罗斯说唱歌手，也是我的朋友，我很欣赏他的诗歌，他参与过我改编19世纪著名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一部作品的戏剧版。我认为俄罗斯著名的作家们与说唱歌手有着相同的血脉，于是我就邀请他参与了我们这个项目。虽然他看起来外表比较特别，有一些怪异的外貌特征和举动，但他是个很好的人，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用电话，没有多少人能够在他大脑的频道上。我告诉他，“我有一个非常古怪的角色让你来演，你将扮演一具尸体，躺在棺材里，在电影的最后你会站起来然后开始唱歌，这将会以一个长镜头来完成，”他说，“好的，没问题。”于是我们就把电影的结尾拍成了一种僵尸末日音乐剧，这对我和他来说都非常有趣，他还很高兴能有机会在棺材里躺了一会儿。

JC：您提到有在筹备新电影，在似乎如此多外力意图阻碍您的情况下，是什么持续地给您灵感和动力呢？

KS：好吧，你知道的，我现在不能离开俄罗斯，我正受到旅行禁令。那我怎么办？我就只能工作。如果开始把事情想得太负面，你就会毁了自己。我希望这一切终会结束，然后我就可以自由地和朋友一起旅行，并决定我下一阶段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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